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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德网站下载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的智慧、理念浸润至今，为促团结、谋和谐提供了有益滋养。“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流传千年的智慧，都说明无论是从为人处事的角度，还是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人和”都是保证发展方向、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人和”的基础上，找到最大公约数，构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团结局面，凝心聚力，才能实现理想中的“天下大同”。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只要有精神支撑，就能永葆奋斗意志。西藏自然条件艰苦，但正因为有了精神力量的激励，才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担当、甘于坚守的建设者。他们在平凡的工作中默默奉献，在艰苦的实干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保障有关改革举措的推进，国家工商总局将授予福建自贸区工商部门依法应当由工商总局登记注册的住所在区内的企业登记管辖权，授予福建自贸区县级以上工商部门外资登记管理权。（谢贤伟、陈孔霖）

新华社上海7月14日电（记者 吴宇）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4日公布，从日本进境邮件中查获16株违法寄递的石菖蒲种苗，其中带有贝克剑线虫。这是我国口岸首次检获这种检疫性有害生物。

黄河从２月１日左岸解冻开河进入内蒙古乌海市境内后，开河共历时５２天。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５年防凌期，黄河内蒙古段开河与往年相比，特征明显。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个部门日前以联合令的形式发布了《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版）》。

从北京回到学校后，古丽米热·米提吾拉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再次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表达感激之情，汇报自己当选南京亚青会首棒火炬手的经历，以及参加南京青奥会火炬手选拔的事情，表示自己一定会珍视这份荣誉。

对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应保尽保，靠家庭供养的成年重度残疾人单独立户的，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残疾人，逐步改善供养条件。对纳入城乡医疗救助范围的残疾人，逐步提高救助标准和封顶线。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应当优先给予医疗救助。社会救助经办机构对于残疾人申请社会救助的，应当及时受理并提供相应便利条件。

总之，金融市场化是大势所趋，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在此过程中，传统监管方式将不得不面临新的重大变革。（新华社经济分析师郭洪海）

三是全国16所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的师生代表将走进飞行大队，体验飞行员生活，与空军“金头盔”飞行员互动交流。

优德网站下载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系统集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当前，我们正在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应把这五大理念作为系统集成的主线，统领各项改革统筹推进。这也将对我们抵御经济下行压力、支持供给侧改革起到积极作用。

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以开放的态度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发挥自贸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尽早签署并实施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推进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国—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中国—以色列、中国—斯里兰卡等自贸协定谈判和建设进程，稳步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贸协定谈判。大力推动内地和港澳的经济一体化，继续推进两岸经贸合作制度化。加强顶层设计，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贸区，加快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刘永富介绍，这次脱贫攻坚要让我国现行标准下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如期脱贫，“不留锅底”，最后如果通过扶贫措施不能脱贫的，也要通过低保措施兜底脱贫。2020年贫困县全部“摘帽”，既包括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包括连片特困地区680个片区县，总共832个。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林健锋指出，白皮书内容非常丰富，让各界更了解国家的方针。白皮书肯定了香港在经济发展上独有的优势，中央一直大力支持香港提升竞争力，具参考价值。

相信群众也需要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来作支撑。以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基础，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杜绝将“事前预防”扩大成“有罪推定”，改变过分依赖事前程序增加群众“办证明”负担的办事机制，支持群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海军井冈山舰抵达失联海域 与绵阳舰组成编队展开搜救

第二条反间谍工作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积极防御、依法惩治的原则。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及各企业事业组织，都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第六条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第七条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第九条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时，依照规定出示相应证件，有权查验中国公民或者境外人员的身份证明，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询问有关情况。 第十条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时，依照规定出示相应证件，可以进入有关场所、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出示相应证件，可以进入限制进入的有关地区、场所、单位，查阅或者调取有关的档案、资料、物品。 第十一条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在依法执行紧急任务的情况下，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遇交通阻碍时，优先通行。 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作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优先使用或者依法征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必要时，可以设置相关工作场所和设备、设施，任务完成后应当及时归还或者恢复原状，并依照规定支付相应费用；造成损失的，应当补偿。 第十二条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间谍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第十三条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作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验有关组织和个人的电子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查验中发现存在危害国家安全情形的，国家安全机关应当责令其整改；拒绝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可以予以查封、扣押。 对依照前款规定查封、扣押的设备、设施，在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形消除后，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及时解除查封、扣押。 第十五条国家安全机关对用于间谍行为的工具和其他财物，以及用于资助间谍行为的资金、场所、物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查封、扣押、冻结。 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反间谍工作职责获取的组织和个人的信息、材料，只能用于反间谍工作。对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第十九条机关、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止间谍行为。 因协助反间谍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国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第二十一条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向公安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组织报告的，相关国家机关、组织应当立即移送国家安全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在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了解有关间谍行为的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不得拒绝。 第二十四条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 第二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间谍活动特殊需要的专用间谍器材。专用间谍器材由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 第二十六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对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和其他违法行为，都有权向上级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检举人、控告人。 对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或者依法检举、控告的个人和组织，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实施间谍行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 第二十八条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诱骗参加敌对组织、间谍组织，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及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如实说明情况，并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不予追究。 第二十九条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予以处分，或者由国家安全机关处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由国家安全机关处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 第三十一条泄露有关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的，由国家安全机关处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对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的，以及非法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依法对其人身、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对其非法持有的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以及非法持有、使用的专用间谍器材予以没收。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 第三十三条隐藏、转移、变卖、损毁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或者明知是间谍活动的涉案财物而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由国家安全机关追回。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尚不构成犯罪，有违法事实的，对依法应当没收的予以没收，依法应当销毁的予以销毁； （三）没有违法事实的，或者与案件无关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返还相关财物；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三十七条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或者有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违反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三）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或者策动、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 第三十九条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履行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职责，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部长没意见、处长画圈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大大总理严厉批评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要求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要求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须在会议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印发，有重大修改意见需要协调的，须在10个工作日内印发。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发布会上称，总的来看，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尽管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就业形势、居民消费价格和市场预期基本稳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新生动力加快孕育，积极因素不断累积。 有专家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从就业和中长期目标等来测算，7%的增速仍属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值得重视。 “经济从增长指标来讲没有滑出合理区间。”盛来运说，由于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新动能体量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动力的消退带来的影响。因此，对于一季度经济速度的回落应该是在预期之中的。 尽管基本面属平稳合理区间，但投资、出口、消费不同程度的疲软和回落仍然彰显着稳增长的压力。盛来运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出口这两个需求增速是回落的，但消费增长比较稳健。 多家机构发布研报认为，房地产等市场的回落是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一季度下行的持续可能加快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出台，随着政策红利的释放，二季度开始经济有望企稳回暖。 她认为，短期内可使用的措施包括放松房地产政策，让其回归正常;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投资作用;加大财政和政策性银行的支持，扩大PPP;简政放权，降低准入;降低服务业税费，降低利息，以保持流动性充裕等。 专家认为，前3个月我国物价水平总体较低，实现全年物价调控目标问题不大，PPI持续下降有利于加速制造业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在国际经济环境好转、国内改革红利释放的双重利好下，中国经济有望很快企稳。 尽管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结构调整是在稳步推进的，转型升级步伐也是在加快的。从三大产业一季度的增速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770亿元，同比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60292亿元，增长6.4%;第三产业增加值72605亿元，增长7.9%。 第二产业的企稳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显示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成效。盛来运在发布会上透露，2013年三产占GDP比重46.9%，这个数据在2014年提高到48.2%，今年一季度是51.6%，比重进一步提高。 “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节能降耗这些主要指标都能得到反映。”盛来运说，服务业增长快于工业、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带来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这个趋势还是明显的。 尽管传统指标疲软，但就业、城乡居民收入和耗能等“绿色指标”却表现亮眼。 就业方面，盛来运透露，人社部现在有一个数据，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320万。“我们内部有一个调查失业率的数据，虽然还没有对外公布，在5.1%左右，总体比较稳定。” “收入分配结构也在持续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以至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倍差在下降。”盛来运说，一季度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是2.61，比去年同期缩小0.05。经济增长质量效益也是提升的。 此外，单位GDP的能耗比去年同期下降5.6%，去年全年下降4.8%。在去年下降的基础上，今年继续下降。盛来运说，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新产品、新动力是在加快孕育的，中国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也是比较明显的。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开启后，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正在加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融合，催生出很多新业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经济成份在增长。 “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首先是新主体在继续增加，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个数据，新登记注册企业数，一季度增长38.4%。”盛来运说，我们刚刚发布的互联网网上的零售额在前几年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一季度增长4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4%，比工业平均增速高5个百分点。 “新能源汽车、机器人都是增长50%以上，快递业务量增长46.8%。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在分化调整中，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在加快孕育，所以中国经济的新动力是在加快成长的。”他表示。

中国援助非洲是“输血”加上“造血”

二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目前南阳市主城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仅为60％左右，远不及国家规定的到“十二五”末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垃圾处理场超负荷运行明显，主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库容已经饱和，只得堆高填埋，存在隐患。截至目前，全市13个产业集聚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无一正常运行。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 胡浩）国家卫生计生委1日通报2015年全国食物中毒情况显示，去年共收到28个省（区、市）食物中毒事件报告169起，中毒5926人，死亡121人。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记者 齐湘辉 查文晔）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3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十三五”规划蕴藏着台湾方面可以利用的历史性机遇，两岸应创新合作理念和方式，以互利共赢的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利益和福祉。

设立保险投资基金，还可以增加融资渠道，缓解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用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打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新引擎。相较于其他资金的短促性，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特别来自于长期寿险，期限通常在1年以上，甚至更长，二三十年的都有。相比银行、证券、信托的资金，保险资金是长线资金，规模较大，来源稳定，非常适合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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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表示，2015年是中越建交65周年，双边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重要机遇。席大大总书记日前同阮富仲总书记进行了通话，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就下阶段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应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协调，认真领会和落实两党总书记重要共识，筹备好双边高层交往，规划和实施好各领域合作，共同妥善处理海上问题，推动中越关系在新的一年进一步改善和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生态与治国安邦互为一体，不可分割。凡是政治清明，廉吏辈出的时期，必会开创盛世；而一旦腐败盛行，也必将影响国家发展，甚至亡党亡国。打造清廉中国，反腐是最好的利器。党员干部只有勤勉务实，心系百姓，建立风清气正的从政氛围，才能真正释放改革“红利”，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席大大和普京与参加叙化武护航的中俄军舰舰长通话

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

新华社澳大利亚布里斯班1月2日电（曾涛、代宗锋）当地时间2日上午，正在执行环球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152舰艇编队抵达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开始进行为期5天的补给休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文如下：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中国政府通过与英国政府的外交谈判成功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香港从此摆脱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走上了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 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成生动现实。中央政府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办事，认真履行宪制责任，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日益深入人心，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一国两制”作为一项新生事物，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拓前进。回顾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历程，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继续推动“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首先用于解决香港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论述，“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为中国政府在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时，在某些区域设立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的特别行政区提供了直接的宪法依据。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后，1983年初，中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形成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十二条”包括：1.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2.恢复行使主权后，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3.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法令、条例基本不变。4.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原香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警务人员可予留任。特别行政区各机构也可聘请英国及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5.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6.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7.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照常流通，自由兑换。8.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9.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英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10.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签订协议。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11.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12.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50年不变。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在这个前提下，中英两国磋商解决香港如何过渡得好以及15年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这标志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拉开序幕。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经过22轮谈判后，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还在联合声明中阐明以“十二条”为核心内容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香港进入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期。在13年的过渡期内，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遵循“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紧紧依靠香港同胞，坚决排除各种干扰，有条不紊地推进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各项准备工作。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香港基本法。同年7月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1990年2月完成起草任务，历时四年零八个月。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高度民主、开放，广大香港同胞积极参与起草工作。在起草委员会59名委员中，来自香港各方面的人士有23名。起草委员会还委托香港委员在香港成立由180位各界人士组成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广泛收集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1988年4月，起草委员会公布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198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香港基本法（草案），先后两次在香港和内地广泛征求意见。香港和内地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讨论，其中，仅香港人士就提出近8万份意见和建议。香港基本法体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凝聚了广大中华儿女的集体智慧。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作出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邓小平高度评价香港基本法，称它是“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香港基本法颁布后，中国政府着手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作。1993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1996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预委会和筹委会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做了大量工作。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分子，香港同胞与内地民众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与荣耀，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中央直接行使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权力主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全国人大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制定香港基本法以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并拥有基本法的修改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监督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以及向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新授权的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中央人民政府拥有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依法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的权力。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香港驻军，履行防务职责，等等。中央依法履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全面管治权和宪制责任，有效管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回归前夕，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完成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推选委员会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随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为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还选举产生临时立法会议员；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任命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上述工作的完成，确保了中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即实施有效管治。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为第二至第四任行政长官，还任免了历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国家领导人出席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就职典礼并监督他们宣誓。 ——支持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行政长官每年向中央政府述职，报告基本法贯彻执行情况等须向中央政府负责的事项，国家领导人就贯彻落实基本法的重大事项对行政长官予以指导。中央政府设立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国务院处理港澳事务的办事机构，负责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中央的有关指示，承担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联系等职责；设立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作为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履行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香港驻军、促进香港与内地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处理有关涉台事务等职责。 ——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第一，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与合作。支持和协助香港以适当身份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协助香港申办各类重要国际会议，支持香港发展国际会展中心、区域法律服务和纠纷解决中心。支持推荐香港人士到国际组织任职，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免签待遇，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外经贸办事处开展工作。第二，妥善处理国际条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等条约法律问题。办理香港新适用的多边条约及修正案超过170项。授权香港对外缔结投资保护、民航、税收、司法协助类协定338项。协助香港接受国际公约履约审议。支持香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授权和协助香港对外开展司法合作。第三，审批外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目前，外国在香港协议设立的总领事馆达66个、名誉领事73位。第四，全力维护香港同胞在海外的安全与合法权益，积极开展涉港领事保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驻外使领馆共处理万余起涉港领保案。第五，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针对个别国家的干预言行，中央政府及时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交涉。外交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特派员公署，处理外交事务。 ——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经中央决定并于1996年1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1996年12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驻军进驻香港，依法履行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安全，担负防卫勤务，管理军事设施，承办有关的涉外军事事宜等防务职责。香港驻军坚持依法驻军、依法治军，认真完成各项防务任务，组织海空巡逻、海空难搜救演习、诸军兵种联合演习、跨营区机动演练等军事行动，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有力保障。香港驻军还踊跃参加香港社会公益活动，开展军营开放、举办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等活动，加强军地互访联系，增进香港驻军与香港居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充分展现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行使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第一，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予以备案审查。截至201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报请备案的法律共570件。第二，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作出增减决定。目前，共有12部全国性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在香港实施。第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新的授权。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即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指定其入境事务处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受理国籍申请的机关，根据国籍法及其解释规定对所有国籍申请事宜作出处理。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对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依照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第四，对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于1999年、2004年、2005年、2011年分别就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中国籍子女等的居留权问题、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法律程序问题、补选产生的行政长官的任期问题和国家豁免原则等问题，对基本法及其附件的有关条款作出解释。第五，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问题作出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对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作出决定；2007年对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作出决定。第六，批准和备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正案。2010年，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修正案，同意将2012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修正案予以备案。第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职进行备案，等等。此外，根据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1997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实施时设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由内地和香港人士共同组成，负责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对附件三所列适用于香港的全国性法律的增减以及基本法的解释或修改等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意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权，保持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地位、保持财政独立，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自行制定经贸、金融和教科文卫体政策，等等。根据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充分行使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既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行政长官还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依法履行基本法授予的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执行基本法以及其他各项职权。行政长官在行使职权时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就香港基本法有关事项发出的指令。特别行政区政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组成，设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和各局、处、署，行使基本法规定的制定和执行政策、管理各项行政事务等职权。特别行政区享有的行政管理权极为广泛，涵盖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社会服务、社会治安、出入境管理等领域。此外，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特别行政区还享有一定的对外事务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经选举产生并根据基本法行使职权，包括根据基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等。特别行政区享有的立法权也极为广泛，可以依照基本法制定民事、刑事、商事和诉讼程序等各方面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特别行政区成立后，设立终审法院行使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原在香港实施的普通法及相关的司法原则和制度，包括独立审判原则、遵循先例原则、陪审制度原则等延续实行。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特别行政区法院审判案件时可参考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司法判例，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香港各界人士，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保持香港社会经济政治大局稳定，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新进步。 ——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护。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宪法、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充分保障。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从宪制层面确保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还通过实施《性别歧视条例》、《种族歧视条例》、《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最低工资条例》等法例，为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提供进一步保障。特别行政区政府设立平等机会委员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申诉专员公署、法律援助署、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法律援助服务局、妇女委员会、扶贫委员会等多个机构，协助推广、保护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此外，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大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先后举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每届均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选举产生36名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来重视吸收香港同胞参加，除特邀香港人士界别外，其他一些界别也吸收香港社会代表性人士。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特邀香港人士界别有香港地区委员124人，其他16个界别有香港地区委员82人。 ——民主政制依法稳步推进。香港回归前，英国委派总督在香港实行了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最终由普选产生，使之成为法定目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坚定不移地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推动以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制循序渐进向前发展。 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程度不断提高。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经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二任至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由800人增至1200人。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以及“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四大界别人士按相同比例组成，体现了均衡参与，具有广泛代表性。 立法会选举的直选因素不断增加。1998年选举产生的第一届立法会包括20名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30名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和10名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2000年选举产生的第二届立法会包括24名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30名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和6名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2004年选举产生的第三届立法会和2008年选举产生的第四届立法会，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各为30名。2012年第五届立法会选举时，立法会议员人数增加至70人，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各为35名，其中新增加的5个功能团体选举议席由区议会议员提名、并经全港原来没有功能团体选举权的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设定普选时间表。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普选设定了时间表。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5月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为期5个月的公众咨询，启动了实现普选的有关程序。 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得以保持和提升。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全球第六大证券市场和第五大外汇市场。在多项国际金融中心的世界排名中，香港位居前列。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联系。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第四大船舶注册中心。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位，货运量多年高居全球首位。 传统优势产业不断巩固和发展。贸易及物流、旅游、金融、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四大支柱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012年，四大产业增加值共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8%，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7.2%。香港还着力培育和发展文化及创意、创新及科技、检测认证、环保等产业。 营商环境保持良好。香港是全球公认的最自由经济体之一。在世界银行对全球185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排名中，香港多年位居前列。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香港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位居全球第三位。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中，香港多年来都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 ——各项社会事业迈上新台阶。教育事业在亚太地区保持领先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持续加大对教育投入，2014－2015财政年度教育总支出预算为753.7亿港元，是政府开支的第一大项目。2008－2009学年开始在公营学校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根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公布的2013年亚洲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进入前十名；2013－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名列第43位。在反映基础教育水平的“国际学生评估（PISA）” 2012年全球测试中，香港继续名列前茅。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进步。2014－2015财政年度用于医疗服务的财政预算支出524亿港元，占政府经常开支的17%。香港居民可平等享受价格低廉的公立医院服务。截至2012年底，香港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共有病床3.55万张。香港婴儿死亡率由1997年的4‰下降至2013年的1.6‰，是全球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地方之一。2013年香港男性与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0.9岁及86.6岁，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地方之一。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香港中外文化荟萃，特别行政区政府鼓励文化艺术多元发展，促进相互交流。香港已有潮人盂兰胜会、大坑舞火龙、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长洲太平清醮等4个独有项目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香港2008年协办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项目，2009年主办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帆板、乒乓球、自行车、武术等项目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世锦赛、亚锦赛等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 社会保障逐步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总额由1997－1998财政年度的204亿港元增长到2014－2015财政年度预算的619亿港元，增长了2.03倍。香港已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体系。社会服务机构共有400多家，注册社工从1998年底的8300名发展到目前的1.8万多名。特别行政区政府还积极推动公共房屋建设，协助基层市民入住公共房屋，资助市民自置居所。香港约有一半市民居住在政府提供或资助的房屋，其中超过200万人租住公共房屋，100多万人居住在政府资助的自置房屋。 ——对外交往和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对外联系更加广泛。截至2013年6月，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或其他适当身份参与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共41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关活动，参加不限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37个。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身份或其他适当身份参加有关国际会议1400多次，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议2万余次,共举办或协办国际会议1000多次。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与42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150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或落地签待遇。香港特别行政区还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民用航空运输、避免双重征税、促进和保护投资、刑事司法协助等协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日内瓦、伦敦、东京、纽约、柏林等11个地方设立了驻外经济贸易办事处。欧盟委员会等6个国际组织在香港设立了代表机构。 杰出专业人士担任国际组织重要职位。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原署长陈冯富珍女士2006年11月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并于2012年5月成功连任，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担任政府间国际组织最高负责人的中国人；香港天文台台长岑智明先生2010年2月当选为世界气象组织航空气象学委员会主席。 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在谋划和推进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时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开展交流合作，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提供坚强后盾。 ——支持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港元受到国际投机势力狙击，香港金融市场动荡，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遭受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受到严重威胁。中央政府郑重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维护了金融和社会的稳定。 ——支持香港抗击非典。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肆虐香港，不仅危及香港同胞的生命健康，而且使尚未完全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通货紧缩，市场萧条，失业率上升至8.7%。为保障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帮助香港经济走出低迷，中央政府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在内地同样急需抗疫医药物资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偿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药品和器材。国家领导人亲赴香港疫情重灾区和医院视察慰问。当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确定了两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领域的开放措施和实施目标。随后又实施内地居民赴香港“个人游”政策。这些都为香港摆脱非典冲击、恢复经济增长注入“强心剂”。 ——支持香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高度关注香港受到的影响，当年12月即推出支持香港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14项政策措施。2009年1月，中央政府再次推出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2000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此后，国家领导人在访问香港期间又先后宣布多项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与内地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对提振港人信心、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 ——支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发展。支持香港开展个人人民币业务、发行人民币债券、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奠定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继续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并推出其他支持香港金融业发展的措施。2013年，香港人民币清算平台参加行共有216家；经香港处理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为3.84万亿人民币，占全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总额的82.9%；香港人民币客户存款及存款证余额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继2003年签署CEPA并于2004年1月实施后，内地与香港陆续签署和实施了10个补充协议。内地对原产于香港的产品全部实行零关税。截至2013年底，在货物贸易方面，CEPA项下内地自香港进口商品额为71.61亿美元，关税优惠39.83亿元人民币；在服务贸易方面，共采取403项开放措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分类标准，通过CEPA及其补充协议，内地对香港服务贸易开放的部门达到149个，涉及目前服务贸易部门总数的93.1%，这是目前内地商签的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协议。此外，广东服务业对香港开放的先行先试措施达82项。中央政府在编制《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和《“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等规划时，均考虑了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需要。 ——支持香港旅游、零售业及内地港资企业发展。中央政府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请求，逐步扩大“个人游”试点城市，目前已达49个城市，超过3亿人口。截至2013年底，内地共有1.29亿人次的游客通过“个人游”方式到香港旅游。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测算，2012年“个人游”为香港带来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1.3%的增加值，创造了超过11万个职位，占本地整体就业的3.1%。为更多地惠及香港中小商户和基层市民，中央政府还允许香港居民在内地开办个体工商户。截至2013年底，内地共注册香港个体工商户5982户，从业人员16476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在内地的香港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积极支持和帮助内地港资企业转型升级。2009年，广东省出台了30条支持港澳台资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加快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2011年12月，中央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在苏州、东莞等地开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和试点城市建设，并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建设44个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三）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十五”、“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巩固和加强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涉港澳内容单独成章，并进一步明确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强调国家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力、支持香港培育新兴产业、深化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深化经贸合作。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实施，有力消除香港与内地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深化了两地经贸关系，拓宽了两地合作领域，实现了两地互利共赢。目前，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据香港统计，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38913亿港元，比1997年增长2.49倍，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51.1%。同时，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之一。香港还是内地最大的境外融资中心。截至2013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797家，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48.5%；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总市值13.7万亿港元，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56.9%。此外，内地与香港还互为外来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截至2013年底，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超过3588亿美元，占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近六成；内地累计批准港商投资项目近36万个，实际使用港资累计6656.7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的47.7%。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是广东省加强区域合作。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批准广东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明确粤港合作的重点领域，构建珠海横琴新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新区三大合作平台，促进粤港两地共同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世界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基地。还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北京市、上海市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除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外，还先后在广州、上海、成都、武汉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在深圳、重庆、福州设立联络处，促进了香港与内地有关地方的经贸合作以及其他方面的交流。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货物通关便利化。深圳湾公路大桥于2007年建成通车，成为内地与香港间第4条陆路通道。2009年开工、预计2016年建成的港珠澳大桥，东接香港、西接珠海和澳门，将成为连接珠江东西两岸新的公路运输通道。广深港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香港将与全国高速铁路网对接。内地与香港的所有水、陆货运口岸均已实现查验结果完全互认。2013年内地访港旅客4075万人次，比1997年增长16.3倍。香港同胞进入内地人数也从1997年的3977万人次增至2013年的7688万人次。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加强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支持香港与内地高校开展跨地招收学生；支持香港与内地高校合作办学；支持两地教师、学生开展交流。支持香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香港科技园等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支持香港高校在深圳设立研究院；支持香港科技工作者和机构申请国家科技研发项目、推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向香港开放。2005年，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更紧密文化关系安排协议书》，在文化保育、产业发展和交流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支持香港、澳门与广东共同申报并成功将粤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支持香港西贡地质公园成功申报为世界地质公园；支持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自CEPA签署以来香港与内地合拍影片共322部，占内地与境外合拍影片总量的70%。支持两地在体育人才交流、培养、训练等方面展开合作，邀请香港运动员参加全国运动会等赛事。支持香港与内地在中医中药发展、医疗卫生管理、传染病疫情通报和防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报和紧急合作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交流合作机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了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交流合作机制，协调、推进相关工作。比如，设立CEPA联合指导委员会，监督CEPA的执行并解决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拟定CEPA内容的补充及修订等；在出入境管理、海关、检验检疫、金融、公共卫生、旅游等领域建立合作机制，相互沟通情况，共同处置突发事件，打击违法行为等。此外，为加强对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开发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中央政府还建立了促进广东前海南沙横琴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成员单位之一。这些机制为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互利合作、处理共同关注的区域发展和治理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自然环境限制，香港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主要由内地供应。自20世纪60年代初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食品、农副产品、水、电、天然气等的供应。截至2013年底，香港市场活猪95%、活牛100%、活鸡33%、河鲜产品100%、蔬菜90%、面粉70%以上由内地供应，供港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2013年，广东按照与香港新修订的协议对香港供应淡水6.06亿立方米。自1994年起，大亚湾核电站向香港供电，每年供电量占全港电力总消耗的四分之一。2013年，内地向香港供应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 “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大历史转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现的一些在经济社会和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都与此有关。因此，要把“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继续推向前进，必须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宗旨出发，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同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并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等制度和原则。坚持一国原则，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国家实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 “两制”是指在“一国”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等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之内的“两制”并非等量齐观，国家的主体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个前提下，从实际出发，充分照顾到香港等某些区域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允许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因此，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繁荣稳定的前提和保障。香港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照基本法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必须在坚持一国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尊重国家实行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内地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要尊重和包容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可以借鉴香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在“一国”之内，“两种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鉴，才能和谐并存，共同发展。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本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宪制性法律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均以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行为都必须符合香港基本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个人以及一切组织和团体都必须以香港基本法为活动准则。同时，香港基本法作为全国性法律，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全面把握、整体理解香港基本法的各项规定。香港基本法的所有规定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条文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把香港基本法的每个条文放在整体规定中来理解，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体系中来把握。香港基本法实施的实践说明，孤立地理解香港基本法的个别条文，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就会产生歧义甚至认识上的偏差，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就会受到严重冲击；全面地理解香港基本法的各项规定，就会看到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有机整体，对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着保障作用。 尊重和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权和解释权。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基本法同时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对基本法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也可对其他条款解释。这种解释权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香港基本法关于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须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这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是一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是维护“一国两制”和香港法治的应有之义，既是对特别行政区执行基本法的监督，也是对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保障。 完善与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有利于更好地维护香港基本法的权威。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已经建立完善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包括在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方面，确立了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的“五步曲”法律程序；在基本法解释方面，建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行政长官向国务院作出报告并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以及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等有关程序和工作机制；在特别行政区立法方面，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特别行政区法律备案的工作程序；在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司法协助方面，达成了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和部分民商事判决等一系列安排；在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负责方面，形成了行政长官向中央述职的制度安排。随着“一国两制”实践不断发展，香港基本法实施不断深入，必然要求继续完善与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特别是要着眼香港的长治久安，把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属于中央的权力行使好，使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切实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运行。 “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如果治港者不是以爱国者为主体，或者说治港者主体不能效忠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不仅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而且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广大港人的福祉也将受到威胁和损害。 爱国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因此，香港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主席及立法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议员、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都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就执行基本法向中央和特别行政区负责。这是体现国家主权的需要，确保治港者主体效忠国家，并使其接受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的监督，切实对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香港居民负起责任。 作为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双首长”，行政长官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中央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团结带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广大香港市民的共同愿望，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大局稳定的重要基础，是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的主要任务。当前，香港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挑战和机遇并存。香港需要抓住机遇，努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增进香港居民民生福祉。祖国内地始终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中央政府继续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政制。行政长官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立法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这是中央政府作出的庄重承诺，并体现在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中。中央政府真诚地支持香港的民主政制向前发展。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制度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香港实际，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要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只要香港社会各界按照上述原则务实讨论，凝聚共识，就一定能够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最终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也是中外交融的国际商业都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仅符合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以及外来投资者的共同利益，也是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重要条件。中央政府将继续鼓励和支持香港社会各界发扬包容共济、尊重法治、维护秩序的优良传统，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香港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依归，求同存异、互谅互助，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不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 香港与内地日益紧密的交流合作，拓宽了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道路。香港可以充分利用内地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丰富的要素资源，把握国家快速发展的机遇，从中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和不竭的发展动力。香港通过继续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可以进一步发挥作为国家引进外资、人才，吸收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窗口作用，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桥梁作用，对内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作用，以及对内地创新经济社会管理方式的借鉴作用。 随着香港与内地交往的密切，两地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香港同胞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不断增强。香港同胞更加关心国家发展，在积极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热心投入内地扶贫、教育、妇女儿童保护等公益事业。当内地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香港同胞慷慨相助，大力支援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与内地民众共克时艰。这充分显示出香港同胞与内地民众血浓于水的亲情。 中央政府将继续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内地有关地方建立更加密切的工作联系，支持香港同胞与内地民众开展更加紧密的交往，支持香港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发挥独特作用，推动香港与内地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外来投资者的利益。 在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征程上,既要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确保“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又要积极有效应对香港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面对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调整和变化，香港需要不断提升竞争力；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需要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协调，妥善处理民众关切。同时，还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研究解决好这些问题，深化“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必将进一步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当前，全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大香港同胞一道，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香港基本法，进一步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们坚信，香港特别行政区必将继续沿着“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轨道稳步前进，与祖国内地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1.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1997年的1.37万亿港元增长至2013年的2.12万亿港元，年均实质增长3.4%。 2.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储备由1997年底的4575亿港元增长至2014年3月底的7557亿港元，增长65.2%。 3.香港外汇储备由1997年底的928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底的3112亿美元，增长了2.35倍。 5.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银行中有73家在香港营业。 6.香港是亚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六大证券市场，2013年底香港股市总市值达24.04万亿港元，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集资总额达1665亿港元，居全球第二位。 8.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10月发布的《2012年金融发展报告》，香港金融业发展指数位居全球首位；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公司2013年9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香港位居全球第三位。 9.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香港有约10万家专业进出口公司，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联系。 11.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外来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香港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位居全球第三位。截至2013年底，在香港注册的海外公司有9258家，比1997年底增加83%；截至2013年6月，外资驻港地区总部有1379家，比1997年增加52.7%；截至2013年6月，外资驻港地区办事处有2456家，比1997年增加52.5%。 12.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港口之一，2013年共处理标准集装箱2228.8万个，比1997年增长52.9%。 13.香港是全球第四大船舶注册中心，截至2013年底，在香港注册的船舶有2327艘，总吨位达8643万吨。 14.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全球超过100家航空公司在此运营，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位，货运量多年高居全球首位，2013年航空货运、客运量分别比1998年增长1.53倍和1.18倍。 16.香港特别行政区2014－2015财政年度用于教育的经常开支预算为671.3亿港元，占政府经常开支总额的21.8%，教育总支出预算为753.7亿港元，占政府开支总额的18.3%，是政府开支的第一大项目。2008－2009学年，香港已在公营学校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 17.香港颁授本地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由回归前的12所增加至17所，其中8所大学接受政府财政资助。根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公布的2013年亚洲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进入前十名；2013－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名列第43位。 18.从2000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三季度，香港拥有专上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从23.7%提高到35.1%，其中，拥有大学学位的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从14.5%提升至26%。反映基础教育水平的“国际学生评估（PISA）”公布2012年全球测试排名，香港继续名列前茅；在英国培生集团2012年公布的全球教育系统排名中，香港位居全球第三位。 20.截至2012年底，香港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共有病床3.55万张。其中，90%以上的经费由政府财政拨款的公营医疗系统现有包括38间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48间专科门诊及73间普通科门诊，共有6.4万名雇员、2.7万张病床，提供约占全港九成的住院医疗服务和三成门诊医疗服务。 21.香港婴儿夭折率由1997年的4‰下降至2013年的1.6‰，是全球婴儿夭折率最低的地方之一。2013年香港男性与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0.9岁及86.6岁，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地方之一。 22.截至2013年6月，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或其他适当身份参与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共41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关活动，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参加不限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37个，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身份或其他适当身份参加有关国际会议1400多次，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议2万余次。 23.香港特别行政区平均每年接待外国政要和学术界、智库等有影响人士来访上百次。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曾访问香港或在香港出席国际会议。香港共举办或协办国际会议1000多次，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展、国际海事组织外交大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区域研讨会和亚洲太平洋邮政联盟执行理事会年会等。 24.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与42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150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或落地签待遇。 25.香港特别行政区与67个国家签署了民用航空运输及民用航空运输过境协定，与3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17个国家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等，与30个国家签署了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与19个国家签署了移交逃犯协定，与13个国家签署了移交被判刑人协定。 26.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日内瓦、布鲁塞尔、伦敦、多伦多、东京、新加坡、悉尼、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柏林等地设立了11个驻外经济贸易办事处，促进香港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投资利益及公共关系。 27.外国在香港协议设立的总领事馆达66个、名誉领事73位。欧盟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国际金融公司、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国际组织在香港设立了6个代表机构。 1.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据香港统计，2013年，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达38913亿港元，比1997年增长2.49倍，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51.1%。 2.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之一。据海关总署统计，2013年，内地对香港出口额达3847.9亿美元，占内地出口总额的17.4%。 3.内地是香港外来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据香港统计，截至2013年底，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超过3588亿美元，占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近六成。 4.香港是内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内地累计批准港商投资项目近36万个，实际使用港资累计6656.7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的47.7%。香港是内地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和融资中心。截至2013年底，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累计直接投资为3386.69亿美元，占内地对外非金融类累计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59%。 5.截至2013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达797家，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48.5%；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总市值达13.7万亿港元，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56.9%。 7.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依托香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香港科技园，分别建立了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和2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支持香港高校在深圳设立研究院，推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向香港开放。 9.2013年12月，搭乘“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成功登月的“玉兔月球车”，使用了香港理工大学专家研发的相机指向系统。 11.2012－2013学年，在香港高校就读的内地学生约2.2万人；截至2013年10月，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逾1.4万人。 12.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分别与内地高校联合办学或举办高等教育机构。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与香港建立了400余对姊妹学校。 14.2011年9月，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西贡地质公园成功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世界地质公园。 15.自CEPA签署以来，香港与内地合拍影片共322部，占内地与境外合拍影片总量的70%，其中票房收入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影片共有61部。

在离春节还有两周的立春之日，央行选择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了一次调整，既有全面的普降“甘霖”，又针对特定领域进行定向调控。如此用心良苦，不是为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口彩，而是对实体经济遭遇资金之渴的感同身受。 由于去年下半年开启的牛市行情，虚拟经济要远比实体经济更吸引眼球。所以，央行每一次货币政策调整，市场的反馈都投射到股市的涨跌中去。央行上一次的降息，给去年底的行情烧了一把火，不少被牛气染红了眼睛的股民期盼下一次宽松快点到来，期待节前再收一个大礼包。 只不过，这一次央行的“放水”却像给股市“浇了一盆冷水”。昨天，沪深股指双双以超过2%的涨幅“惊艳”开盘，然而从全天的走势来看，这只是昙花一现，临近收盘，两市股指在权重股和题材股裹挟下一路探底，收跌1.18%破3200点，只剩下创业板一枝独秀，且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尽管这样的走势让不少股民心头一凛，但这未必不是中国经济的好消息。因为此番降准，目的本就不是让资金奔着股市而去。相反，在降准之前，监管层就频频出手，严控信贷资金违规流向股市，还要给两融资金降杠杆，筑坝设坎不留死角。如果虚拟经济没有偷偷分流降准的“水分”，那“水”自然会流到真正口渴的实体经济处。 纵观“放水”的整套流程，可见决策层对于货币政策的运用更加游刃有余，力图让“水”听从中南海的指挥。不过，“水无常形”，金融市场的明沟暗渠交错，要想让资金“精确制导”还需要更多的创新举措，需要多部门多行业的协同监管。就降准叠加定向降准而言，这一创举还是让市场颇为惊喜，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这体现了政府继续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支持小微和“三农”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意图。 这两年来，李大大总理屡屡提及一些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多次出台举措，所谋所虑都为了“三农”和小微企业。降准，尤其是定向降准，无疑会扩充上千亿的资金池，再结合此前一些激励的举措，我们期望这些资金能尽快流到“三农”与小微企业手中。如此一来，经济可以继续保持活力，就业岗位也无骤降之虞。 看起来降准之水没有流到股市是利空，但是经济若能因为活水滋润而行稳致远，这岂不是坚定的利好?长期来看，新常态下的经济企稳，企业盈利能力增长、就业岗位持续增加、居民消费实力提振，这些基本面的改善正是中国股市之福。 古语批评一些人“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对于中国股民而言，这也是一句很好的提醒。我们究竟是要健康长寿的慢牛，还是要狂飙突进的疯牛?答案其实不言而喻，这场因杠杆而雄起的牛市“体质”并不太健康，大水漫灌固然能激起一波行情，但走不远。央行调整货币政策是要给经济固本培元，一旦基本面有力地复苏，中国大牛市的基础会更加牢固，这才是中南海送给全民的大礼包。（田享华）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已经起航,Ｇ20将吸引更多目光。中国推进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路线图,将在今年两会上更加明晰。此外,新一轮的东北振兴也令人期待。

一是扩大并重新界定了预案的适用范围。将适用对象扩大至“城市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单轨、有轨电车、磁浮、自动导向轨道交通和市域快速轨道等。将适用范围明确界定为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因列车撞击、脱轨、设施设备故障、损毁，以及大客流等情况引发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并明确了与相关预案的衔接。

优德网站下载新华社日内瓦１月１８日电（记者 施建国、张淼）李大大总理出席即将开幕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必将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吴海龙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设。京津城际延伸线建成通车，从北京南站到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于家堡站只需1小时；在北京市、河北省设立10个无水港；推出空铁联运、陆空联运等多项服务，京冀居民到天津乘飞机，天津市将直接补贴或报销来津交通费用。

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对阶梯电价等涉及民生的价格,政府将继续合理监管,保障困难群众生活,让市场有稳定预期､给群众吃定心丸｡

ParametricRe通过参数模型设计在东京不同区域的地震震级与本金损失相关联

与移民安置社区女孩江欣桐聊环保，为新疆小姑娘和她的“南京爸爸”点赞……据统计，2014年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大大至少给青少年群体回过七次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总理为什么给他们回信？回信都有哪些内容、关心哪些话题？记者今天就带你追踪回信背后的故事。

“强外贸”需要落实“更强”的针对性措施_评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此前已提出，对保障房审计发现的问题，要做到边审计边整改，对存在的分配审核把关不严、部分保障性住房闲置等问题，要逐项限期整改。

原标题：东京奥运会场馆和赛程确定巴赫：仍面临艰巨任务中新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邢）瑞士当地时间17日，国际奥委会以线上形式召开第136届全会，东京奥组委会上公布了推迟到明年的奥运会场馆和赛程，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依然面临一系列艰巨任务

“理财产品收益率高低，与大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央行累计进行了6次降息，基准利率腰斩，同时，2015年有4次全面降准和一次定向降准，市场整体的流动性比较充裕，导致银行理财收益随之继续下滑”。

郭剑感受到的明显变化得益于去年以来江西各地陆续探索启动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和江西政务服务网”（“三单一网”）建设。

优德网站下载近几年,党中央针对三农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先后出台了有关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改革试点文件,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为此,三农战线的同志们必须大胆探索、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在深化改革中落实好中央要求,在艰苦实践中探求新路径、新办法,为中央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提供样本与依据,使改革沿着正确的路径不断向前推进。这是三农发展的要求,也是三农工作者的时代使命。(瞿长福)

在饮食调理上，少油腻，多清淡，可适当多吃一些苦味和酸味食物；生活起居上，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戒烟戒酒。

我们会同海南省已初步研究形成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布局方案》等等

医药股将交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呢？榜单出炉：英科医疗居首、硕世生物紧随2020年，全球市场遭遇新冠疫情，医药板块成为市场资金的“避风港”

据了解，目前盈江地震灾区帐篷正逐步下发，大米供应充足。截至３１日１１时，抗震救灾部门已设置安置点１６个，转移安置共４５６２１人。记者在盈江县勐弄乡、卡场镇等震中区域看到，救灾帐篷已经在各个村庄搭建起来，一些活动板房正在搭建，武警、消防、边防官兵和公安民警及从其他乡镇赶来的民兵等抗震救灾队伍正开展排危除险、物资发放等。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６日，本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案件主要围绕被告奇虎公司是否遵守搜索引擎的机器人协议（Ｒｏｂｏｔｓ协议）展开，焦点集中在３６０未遵守机器人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百度方请求法院判令３６０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媒体上刊发道歉声明，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１亿元以及为制止侵权的合理支出２０万元。

这个高校联盟将在容城县搭建三地院校、企业、政府及行业间的沟通和交流平台，探索校企合作、产学研联合发展的新模式，围绕制约区域服装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深入开展学术研讨，构建校地联合体系，打造开放式的人才交流平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张德江委员长3月9日上午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深刻分析人大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基础上，提出了本届常委会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努力为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王安顺说，法治是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的重要保障。北京今年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继续简政放权，同时也将持续完善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法律法规，努力让市民公平享受更加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记者了解到，西藏各电信运营商2015年逐步开展提速降费，实现了固定宽带和移动流量资费水平下降30%。目前，西藏所有乡镇均已通光缆，进一步提升了对“互联网+”的支撑能力。

优德网站下载新华社香港８月１７日电（记者 张晶、牛琪）和往常不同，１７日清晨的香港湾仔区街头出现了１０００多个跃动的身影，这些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的人们无论年龄和性别，都有着同一个目标——中环。在那里，他们可以用象征和平的木棉花，来表达市民以行动争取和平普选的愿望。

经公安机关调查查明：明通小学（明通巷本部）内宿舍楼共七层，分为两个单元，其中一单元二至七层１０套教师午休宿舍自２０００年至今，由学校提供给一、二年级在校午餐的学生午休。

此外，不能排除一些地方为实现短期目标而采取了一些刺激生产增长的措施，导致部分行业企业的生产增速加快，甚至快于市场的恢复速度。而这种生产的回升并非市场需求带动，因此造成库存的被动增加。

新闻分析：共有产权住房对楼市影响几何

网络提速降费问题一直备受关注，7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北京召开提速降费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互联网+”行动计划的专题新闻发布会，提出“年底前实现手机流量和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平均资费水平都同比下降30%的目标”。

强调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担负监督执纪问责的责任，纪律检查机关敢担当、敢负责，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是责任落实的重要动力。把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制度化、程序化，问到具体事、问到具体人头上，通过严厉问责来加压示警，法纪就有刚性，制度的力量就能在实践中充分释放。

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专访时抛出了所谓的“中国搭便车”一说，指责中国只会搭便车。他说：“中国是在搭便车，而且已经搭了30年，这种方式让他们很受用。”据了解，他曾在多个场合多次如此表述。对此，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观点片面且漏洞百出，误导国际社会。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际及美国问题研究专家。 针对“中国搭便车”论，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反问道：“奥巴马说中国30年来在‘搭便车’，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和平外交政策，难道对美国和世界没有好处吗？”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家栋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分工，相互提供产品与服务，包括国际政治和安全服务。如果把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描述为“搭便车”，也应该是相互“搭便车”。 张家栋分析说，“中国搭便车”论是美国的霸权思想和美国例外论在作怪。美国人认为：第一，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是由美国维护的。第二，自己的国际行为是无私的国际主义，包括其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涉行为，都是在提供公共产品，不是服务美国自身利益。基于此，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站在美国一边，不参与美国发起的战争和干涉活动，就是不为世界出力，就是“搭便车”。 “一方面要承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有一定贡献；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对国际社会作出了很多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表示。金灿荣说，在美非峰会上，美国也抱怨中国占用非洲各国资源来促进自身发展，非洲国家则反驳，认为中国的投资为各国都带来了好处。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分析，“搭车”以及愿意“被搭车”，不是简单的给予以及获取利益的关系。事实上，西方从中国发展中也获益匪浅。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兰卡斯特县曾是有名的纺织业重镇，但到2007年，当地纺织工业几乎消失殆尽。2013年底以来，中国浙江科尔集团投资2.18亿美元在当地建厂，“纺织工业走廊”再次焕发生机。截至2013年，已有17家中国公司在南卡州投资，投资额6.56亿美元。 权威预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为和平稳定安全发挥了“正能量” 多位专家认为，中国登上世界发展的这辆大车，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红利”。“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达到30%，未来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超过5000亿美元。”金灿荣说。 张家栋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广大世界民众接触更优质服务和商品的梦想，让很多人包括亚非贫困民众都可以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例如，美欧发明手机和上网功能，中国人将之草根化、平民化。而美国的双赤字之所以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危机，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和资金是重要支持。 在今年世界杯足球赛事期间，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为包括决赛在内的24场比赛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圆满完成保电工作。世界杯用球“桑巴荣耀”也大部分来自中国。 在援助上，沈丁立表示，中国已从受援国变成援助国，给世界欠发达地区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正能量”。 国新办日前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共向121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亚洲地区30国，非洲地区51国，大洋洲地区9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国，欧洲地区12国。此外，中国还向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 沈丁立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高铁技术输出、帮别国融资、帮别国建造基础设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等，都是对其他国家有好处的。 中国还为世界贡献了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说，近年来，在反恐、防核扩散、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伊核问题谈判、南苏丹问题解决以及派遣维和部队等方面，都有我国努力的身影。特别是亚丁湾护航，不仅护航本国船，也护航外国船，体现了我国的担当。 沈丁立也举例，最近发生的非洲埃博拉事件中，“美国医生很快就撤走了，中国医生却留下了，甚至还往里输送了好几批的医疗队。从发展积极型的国际关系角度来说，‘免费搭便车’这种说法没有依据”。 长期以来，一些人鼓吹“中国责任论”，无论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如何尽责，都有一小部分人不断指责。对此，张家栋认为，中国应该承担多大作用，是由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过程决定的；与美国当年相比，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并不少。 金灿荣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去年我们人均GDP是6800美元，世界人均水平是一万多美元，美国人均水平是五万多美元，中国离世界人均水平相差很远，更别说与美国的差距。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促进自己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也应量力而为，让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贡献是不对的。 事实上，在面对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时，中国向其他国家释放了相当多的善意，表达了愿与友邻携手的中国担当。 相较于奥巴马的抱怨，近日，中国国家主席席大大向国际社会表示，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中国担当，正坚实地落实在行动上。沈丁立说，我国近年来接连倡议成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反映了中国愿意通过自身发展将受益面扩展到更多国家。在发展问题上，中国设身处地为周边及更多亚洲发展中国家考虑，也力所能及地帮助了世界范围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沈丁立表示，欢迎他国来“搭车”的“中国态度”，表明了中国愿以开放的胸怀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所衍生的公共产品，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记者 胡安琪 人民网记者 常红 李警锐 记者励漪参与采访）

（二）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

一方面，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端，因此坚持房地产市场供给端的调控是稳定市场的重要保障

优德网站下载缪秉魁建议在我国今后的南极考察中，可设立陨石专项并组建专业的南极陨石考察队，立足格罗夫山地区，扩大陨石搜寻范围。他认为，通过南极陨石分布特征及其富集区的冰川地理研究，不但可以掌握南极陨石的富集机制，还可以很好地了解南极冰盖运动规律。南极陨石考察与冰川地理信息研究相结合，是研究南极冰盖演化历史的重要切入点，有望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也更加隐蔽、多样。例如，不再直接保护本地产品和资源，转而为域外资源进入设置种种障碍；不再简单设置关卡，转而制定名目繁多的地方规则和行政壁垒；不再只是保护本地商品，转而更多保护制约商品生产、销售的要素资源和服务市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大红门市场往哪儿搬，到底谁说了算？5月8日，北京丰台区商务委与河北白沟新城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8天之后，大红门地区八大主力市场，却签约河北永清国际服装城。 但政府很淡定：搭的就是“多方推荐”的台，让商家唱好“货比三家”的戏；即便市场不随之起舞，也不搞“说一不二”的一纸令下，要多搞“七上八下”的协调沟通。 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大挪移是“当头炮”，“大红门”们则是风向标。从“你有我有全都有”到“你好我好大家好”，重塑三地产业链条，舍与得、减与增、调与转的每一次抉择，都是政府与市场和谐共舞能力的大考验。 北京愈发理性：克服“舍不得”，坚决把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疏解出去，为可持续发展腾出更多的资源和空间。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日前发布，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类计，超过1/3的产业全市禁限，建材、造纸、纺织等一般制造业，区域性专业市场，赫然在列。 污染企业，就地连根拔掉，上半年停产退出213家；今年安排工矿仓储用地仅为上年的一半……不再光想着自个儿去吸引、集聚产业，北京反“磁力”做“减法”，毫不含糊。 研发、营销放在北京，新上生产线“外嫁”河北黄骅——北汽看中的是黄骅优质的港口资源和周边的产业配套。眼下，企业“大脑”留在北京，“肢体”伸向津冀的全产业链布局，初露端倪。 “企业往哪去，自己最明白。”北京的干部说，腾笼换鸟重构产业，政府要“成人之美”，只设路标不设路障，让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滨海新区核心区的海河北岸，昔日小渔村于家堡，正在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区。起步区明年运营，但早已聚集了华夏人寿、中国金融租赁公司等一批机构。 200公里之外，就是中国金融的地标——北京金融街。金融中心的争与不争，就这样摆在京津双城面前。 “我们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定位：打造京津第二金融街。”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主任郑伟铭头脑冷静：不与北京争存量金融，打造国内领先的产业金融中心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在北京决策，在天津设后台、服务，既沾光北京靠近金融总部的优势，又享受天津的先行先试政策与市场优势，成为许多企业的自发选择。 河北愈发坚定：“纵使伤筋动骨也要脱胎换骨！”河北痛下决心，压减当家产业过剩产能，自觉与“两高一低”的落后产业决裂、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的增长方式决裂。 盯着存量“淘宝”，难解“近渴”：北京工业增加值去年3500多个亿，全部转移又能解决多大问题？着眼增量，无中生有，创新提质，发展空间无限。 “可以站在风的肩膀上，但必须有一双鹰的翅膀！”立足优势找短板，围绕承接练内功，河北少了“要资源、要政策”的心态，多了“要改革、要创新”的思维。 要筑巢引凤，财政却捉襟见肘，河北缺钱也有缺钱的办法：正在打造的承接平台——白洋淀科技城，起步之初就采取“管委会+混合所有制公司”的全新运营模式，挖掘民资破解“钱从哪里来”难题。 既要跳出一亩三分地，又要种好一亩三分地；既要市场决定，又要政府善为……京津冀演绎的，既是产业重构的一次大变局，又是机制创新的一次大试验。 （记者 牛一兵 禹伟良 汪晓东 颜珂 靳博）

对审计发现的福彩资金使用和彩票发行销售环节的问题，立即全面整改，并严肃执纪问责。审计期间，民政部按照边审计、边整改的原则，督促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及福彩发行销售机构积极整改，取得了成效。同时，指导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纠正，正在加快形成技术研发、游戏研发、销售管理、营销策划、公共关系等方面的核心团队，完善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打造“阳光福彩”形象。

优德网站下载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２０所高校的代表先后围绕各自学校校训的精神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大家表示，中国大学校训的精神和内涵是新中国精神文化和价值取向的一个缩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传播大学校训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和抓手。